1981年，也就是在新中国第一部武侠电影《神秘的大佛》问世的一年之后，大陆上映了一部武侠电影《海囚》(李文化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两年之后的1983年，银幕上又出现了两部颇具影响力的武侠电影——《武林志》(张华勋执导，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和《武当》(孙沙执导、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在大陆武侠电影谱系中，这三部影片并无拓荒之功，更非巅峰之作，笔者为何还要将之拿出来讨论？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在当时广受欢迎，也不在于这三部影片比《神秘的大佛》得到了更多来自评论界的赞赏；最重要的原因是，考察这三部影片所呈现出的文本特征及其细微变化，有助于我们以新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武侠电影传统在新时期的“重生"之旅，以及在"重生”之后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困境。这不仅是关于武侠电影，同时也是有关中国娱乐电影乃至整个中国电影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命题。重读这三部影片，重在借助对影片文本及其语境的立体式阅读，叩问以下几个问题:由《神秘的大佛》所引发的舆论风波在尘埃尚未落定之际给创作者留下怎样的精神余震、电影创作者在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下做出了怎样的一种自我保护式的修正，以及在这样的语境下，大陆武侠电影何去何从。笔者期望能以此对新时期中国电影所处的特定的历史境遇，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