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崇奉真武神，大修武当山宫观，扶植武当道教，这是明史和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么，在众多教派中，明成祖为何独衷武当道教，他与武当道教的关系如何呢？本文拟就明成祖大修武当道宫的原因和目的、对武当道教的扶植和管理政策及明代武当山的地位和社会影响等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武当真武神与“靖难”之役

明成祖为什么要“倾四海之财，竭万人之力”大建武当宫观、扶植武当道教呢?近人说法不一。李养正先生的《道教概说》列举了四种观点：其一，因武当山出现瑞云而崇奉真武；其二，为取悦、招揽张三丰而大建武当山；其三，为寻找建文帝；其四，为笼络河南、湖北民心等(见该书第192页)。但这些说法都不足以说明问题的真相。我们认为，要弄清其根本原因，必须注意真武神与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的关系。《明史》说：真武“及太宗靖难，以神有显相功,又于京城艮隅并武当山重建庙宇。”(《明史·礼志四》)。这就点明了明成祖大建武当宫观的原因。至于真武神的“显相功”，《明史》不载。为了弄清问题的实质，我们先考察一下该神的特征和影响。

真武，古称玄武。在中国古代宗教中它是四方四神之一，形象为龟蛇合体。宋真宗时因避圣祖讳而改称真武，宋徽宗时封为“佑圣真武灵应真君”。宋代有关真武的道经中，它被神化为北方神将，说它是静乐王子，入武当山修道四十二年，玉帝闻其勇猛，敕镇北方，降妖伏魔，救度群生（陈垣《道家金石略》第306页，《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由于道士的宣传和宋皇室的加封，真武神在民间的影响越来越大，全国许多地方都建有真武庙、真武观或佑圣观，而武当山也成了“十方信士”朝拜真武神的圣地，仅元代由民间信士施舍钱财创建的大小宫观就有数十处之多（任自垣《大岳太和山志》卷十二，《元碑》）。

据道经该神在元代已共有以下三大特征：第一，它是北方之神、水神。宋元统治者崇奉真武多与它司北方、司水的特征有关，元朝就是因为营建大都时发现了龟蛇，认为“北方之气将王，故北方之神先降事以为兆”（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七，《玄武启圣实录序》）。故在西郊高梁河建昭应宫以崇祀真武。第二，它是福神，司命之神。道经说真武是“治世福神”，能“察人之善恶，修学功过，年命长短”等(《道藏》第六O六册《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一)。民间为了保命延年、祈福禳灾等需要，对它非常信仰，虔诚供奉。第三，它是战神，武曲之神。道经把真武描绘成为战神，其形象是手仗神锋、“披发跣足、金甲玄袍、皂雾玄旗、降妖伏魔，战无不胜 (同上)。正由于此，它在宋元明时期的行伍士卒中很受尊崇，如行伍出身的宋朝名将狄青，作战时常披发戴铜面具，扮作真武附体，以示勇猛(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七，第326页）。再则，真武神显灵的标志也比较容易寻找，所谓“拥之者皂坛玄雾，摄之者苍龟巨蛇”（《道藏》第五六五册，《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只要天上乌云翻滚，黑雾四合或地上出现龟蛇二物，就可以宣称是真武“显相”或“显灵”。

明成祖对真武神是很熟悉的，因为明太祖朱元璋曾规定“诸王来朝还藩，祭真武等神于端门”(《明史·礼志三》)。朱元璋第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就藩北平，镇守北边，因此，当他准备发动靖难之役时，为了广造声势，动员将士，争取民众舆论的支持，就在姚广孝的参谋下，利用北方真武神的“显相”来为燕军将士打气壮胆。有关靖难起兵时真武“显相”的具体情况，明清史书多有记载，如高岱的《鸿猷录》卷七：“成祖屡问姚广孝师期，姚屡言未可。至举兵先一日，曰：‘明日有天兵应，可矣’。及期，众见空中兵甲，其帅玄帝像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如傅维麟的《明书》卷十六说：“出祭纛，见披发而旌旗者蔽天，太宗顾之曰：‘何神?’曰：‘向所言吾师，玄武神也。’于是太宗仿其像，披发仗剑相应。”《明实录》未记真武“显相”等事，但明清史家相信此事者不少，如李贽的《续藏书·荣国姚恭靖公传》王世贞的《名卿绩纪·姚广孝传》等书均载有此事。谈迁在《国榷》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并指出成祖之所以大修武当宫观“盖靖难时藉灵真武云”(谈迁《国榷》卷十一，卷十六)。这些对明史素有研究者的记述，是很有见地的。明成祖本人对此事也不讳言，他对建造武当宫观的军民夫匠人等说：“我自奉天靖难之初，神明显助威灵，感应至多，言说不尽”。所以要大建武当宫观（任自垣《大岳太和山志》卷二《大明诏诰》。下面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该卷)。明成祖不仅在靖难起兵时宣扬真武“显灵”，而且还在靖难战场上继续传播真武神“阴佑”的神话。“壬午靖难兵起，……每两阵相临，南兵悉见空中‘真武’二字旗帜，皆攻后以北也。”(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参见《元明史类钞》卷十九)。这里所谓“真武旗帜”，当是燕军有意设置，因为燕军以北攻南，建北帝真武旗帜宣扬神佑北军，可以在精神上压倒南军。在南北二军交战中，曾多次因北风突起、飞沙扬石，造成了南军的失败，如白沟河之战、夹河之战等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加上燕王在靖难征战中多次身临危境，坐骑中箭，但他本人一直安然无恙。这些事都是明成祖宣扬真武“阴佑”的好材料，他说：“肆朕起义兵，靖内乱，神辅相左右，风行霆击，其迹甚著。”把靖难战场上发生的许多偶然现象及取得的一切胜利，都说成是真武神呵护嘿佑的结果，从而既夸耀了神的威力，又给靖难继统涂上了“君权神授”的神圣色彩。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燕王朱棣率军进入南京，即帝位。同年七月辛卯“遣提点周原初使祭北极真武之神”(《明太宗实录》卷十，上)。明成祖刚即位就遣使祭真武，目的在于向天下表明他与真武神的特殊关系。永乐三年(1405年、四年（1406年)武当山“仙果”樃梅结实，五龙宫道士李素希两次遣人上贡，明成祖赏赐甚厚。因为樃梅呈实象征着天下太平，五谷丰登，所以明成祖在御制碑文中把这宣传为“瑞兆”：“暨即位之初，茂锡景贶，益加炫耀。至若樃梅再实，岁功屡成，嘉生骈臻，灼有异征。”他还召见武当山紫霄宫道士简中阳“问玄帝升道事迹”(任自坦《大岳太和山志》卷七，《高道高士》)，准备按照真武大帝修仙得真的经过来营建一整套宫观建筑群。但他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知道战乱以后“军民方得休息”，所以一直延缓到永乐十年(1412年)才开始大建武当山宫观。

综上所述，明成祖大修武当宫观的根本原因是与他巩固靖难继统的政治需要相联系的。朱棣以藩王入继大统，违背了正统的伦理纲常，他为了动员将士为他买命，为了替自己不合礼法的行为寻找理论根据，有计划地制造了真武神“辅佐”燕王、“阴佑靖难”等神话。他大修武当宫观名义上是为了“报答神贶”、并为“皇考皇妣祈冥福”，实际上还有其政治目的：

第一，明成祖借大修武当道宫宣扬“君权神授”理论，用道教真武神“阴佑靖难”之说来应对士大夫阶层维护儒家礼法的舆论，这既可掩饰自己武力夺嫡的权谋，又给靖难继统增添了神圣色彩。

第二，明成祖借大修武当宫观来传播真武神“显相”的神话，以此争取下层民众的敬服。明成祖利用宋元以来广大群众对真武神的狂热崇拜，宣传他与神的特殊关系。

第三，明成祖在扶植武当道教的同时，把真武神树为保佑他和他的嫡子嫡孙永掌大明江山的保护神，把武当道场改造成为“朝廷家庙”，这既表明他们的皇统有神保佑、是合法的，又可以对付其它藩王的不满和攻击。

二、明成祖对武当道教的扶植和管理

武当道教是指以湖北西北部的武当山为本山，以奉祀真武神为主要特征的一个道教流派。它兴起于宋代，到元代有所发展，自明永乐以后进入了最盛的时期，明成祖为了扶植武当道教，先后颁布圣旨诰令三十余道，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尊崇真武神，大建宫观庙宇。明初，真武神同五岳大帝一起被朱元璋废除了原来的封号，只称“武当真武之神”（王概《大岳太和山纪略》卷三，《祀典》)。明成祖崇奉真武，尊称之为“北极真武玄天上帝”，他修建的武当山各大宫观均建有玄帝大殿(遇真宫除外)。明成祖非常重视营建武当宫观的工程，他委派工部侍郎郭琎、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听等亲信，督官员军夫匠人二十余万大建武当宫观，历时十四年（雷礼《国朝列卿记》卷六十五《郭琎传》：“九年命住湖广督武当山宫观”。任自垣《大岳太和山志》卷二说：永乐二十二年秋七月，朝廷为宫观告成建醮七昼夜)。“凡所费钱粮，难以数计”（明成祖语)。先后共建成静乐、遇真、玉虚、五龙、紫霄、南岩、清微、朝天、太和等九宫；太玄、元和、回龙、复真、仁威、威烈、八仙、龙泉等八观(任自垣《大岳太和山志》卷八《宫观》。《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说建成“八宫”、“二观”，不确。另，八宫中的迎恩宫实建于明成化年间)。另外还建有庵堂、岩庙、祠亭等许多附属建筑，以及登山石路数百里、石桥三十余处。朱棣在武当山修建了全国最大的道教建筑群。在现存的道教古建筑中，无论从布局结构、从建筑规模、从装饰工艺等方面来看，武当宫观都是第一流的，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钦选高道，专为朝廷祈福祝寿。永乐十一年七月，明成祖命正一嗣教真人张宇清为武当山玄天玉虚宫、太玄紫霄宫、兴圣五龙宫、大圣南岩宫“选有道行者各二人为住持，别选至诚敬谨道士每处各五十人看守……精进修行，兴隆道教。”同年十一月，又命道录司“行文书去浙江、湖广、山西、河南、陕西这几处取有道行至诚的来用。”后又在江西、应天府等地增选了一批。前后共钦选高道400余名(任自垣《大岳太和山志》卷十三，《大明碑》)。朝廷授以度牒，给以禀食，遣至各大宫观办道，这在明朝是历代承袭的定制。明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又准许“在山各道收养徒弟”，“听令各道童在山修行”，这就使武当道士人数大增，据万历八年（1580年)统计，武当山的道士、道童，“数逾万人”（卢重华《大岳太和山志》卷三，《敕提督藩臣》附《请给关防疏》)。明代武当道士的主要职责是为朝廷祈福祝寿。如永乐二十年玉虚宫等处道众为皇帝“诵祝延圣寿宝经”；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正一嗣教真人张宇清率领道众在玉虚宫建“金箓大醮”，为皇考、皇妣祈福颂德，为皇帝、太子祝寿，为国家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当时规定：“所有本山宫观每遇万寿圣节设醮诵经七日，千秋令节设醮诵经五日。”

第三，拨赐公田佃户，专一供赡道士。永乐十四年九月初三日，隆平侯张信奉传圣旨说：“武当山各宫观别无田粮供赡，着户部差官去同所在官司踏勘本处附近荒闲田土；着法司拨徒流犯人五百名去那里做佃户，专一耕种供赡。若是本山宫观边厢有百姓每的田地，就取勘见数拨与佃户每种，另寻田土拨还百姓。”在佃户没生产出粮食时，由政府拨“行粮”供养道士。次年，户部奉旨将犯人王文政等共555户入册，编为五里，办纳斋粮，应付脚力。每户拨地50亩，岁供斋粮米麦七石，征送各宫观供赡道士，这277.5顷田地是明代“朝廷家庙”——太和山的私田，由皇室委派专官就佃户屯所另盖公廨管理，“不许本州(均州)搀越管属”。后来太和山的佃地又增加了二百余顷。

第四，赐给布匹和香烛油灯等。由于明代武当山道士属于皇室御

用神职人员，所以他们的服装和神乐观道士一样由朝廷供给。永乐十七年二月，明成祖降旨说：“武当山各宫“道士每年与绵布二匹、夏布二匹”，由所有襄阳府县三年一次额办给散道士阔白绵布二千四百匹，阔白苎布二千四百匹”(《皇明名臣经济录》卷十二，《会题正祀典事)。明成祖还让玉虚宫提点任自垣计算出各宫观供神所需香烛灯油的具体数目，由皇室差人去购买。据统计：每三年需买降真香8895斤、宿香3477斤；每十年需买油腊灯烛11590对，每对重2.4斤，共用油23180斤，黄腊2897斤，长明灯油43200斤 (任自垣《大岳太和山志》卷十三，《大明敕建宫观事迹碑》。到宣德四年，十年油腊也改为三年一买。这些开支在嘉靖二年(1523年)以前都是从国家正税中支出，其耗费可知。

第五，轮差军民洒扫修葺宫观，免除其杂泛差役和屯田子粒。永乐十五年二月，明成棣说：将均州该官军民人户“与免科差”，分派轮流前去玄天玉虚宫等处守护山场、洒扫宫观。后又具体规定：均州八里民丁在山洒扫，均州千户所军余用工修理、守护各宫观。到宣德初年，均州千户所军余不仅被免除了杂泛差役，而且连屯田子粒也“尽行优免”，“令得专心用力于事”。

明成祖制定的这些扶植政策，经过其后继者的补充而日趋完善，为明代武当道教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但是，应该看到，明成祖并不仅仅是武当道教的“信徒”和施主，还以教主的身份，把武当道场改造成了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朝廷家庙”，并且直接干预这里的宗教事务，亲自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措施。

其一，钦除道官提点各宫观。永乐十年二月，明成祖命道录司右正一孙碧云到武当山南岩宫任主持。次年八月，又命张宇清为玉虚、紫霄、五龙等宫“选有道行者各二人为住持”。张宇清与道录司先后为武当山推荐举保高道23人，分别被授以住持、提点、副官等职，“赐六品印，统领宫事”(同前，《宫观》)。这些道官多是戒行端严、谙熟经典和斋醮法事的名正一派道士，其中有原道录司右一李时中、右玄义任自垣、龙虎山上清宫高道邵庆芳、王一中等，他们直接负责管理道众和宫观内的宗教事务，并定期设斋建醮为皇室祈福禳灾。

其二，颁降圣旨，严饬道规。明成祖为了加强对武当道士的管理，于永乐十一年十月十八日颁降圣旨：“大岳太和山各宫观有修炼之士，怡神葆真，抱一守素，外远身形，屏绝人事，习静之功，顷刻无间。一应往来浮浪之人，并不许生事喧聒，扰其静功，妨其办道。违者治以重罪。有至诚之士，慕蹑玄关，思超凡质，实心参真问道者，不在禁例。若道士有不务本教，生事害群，伤坏祖风者，轻则即时谴责，逐出下山；重则具奏来闻，治以重罪。”刻碑置于五大宫内。永乐十五年，明成祖又在圣旨中说，“大岳太和山玄天玉虚宫那几处大宫观，不许无度牒的道士每混杂，只著他去其余小宫观里修行。”

其三，钦授藩臣提督全山。明成祖为了直接控制武当道场，钦授藩参常驻武当山，组成管理机构，直接对皇室负责。永乐十七年，朱棣下达圣旨：“郎中诸葛平着做湖广布政司右参议，专在大岳太和山提调事务。均州的事也着他提调。”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在专门给诸葛平的敕谕中，又明确规定了藩参的主要职责，即用心巡视全山，遇宫观、路道、桥梁有渗漏、损坏、淤塞处，随即调用均州千户所官军整治修理，“务使宫观常年完美，沟渠路道永远通利，庶不隳废前功，以虔祀事于悠久。”明英宗即位以前，藩参是全山的总提调官，归他管辖的机构包括均州千户所、佃户屯田所以及道教提点印信衙门七处。藩参“领敕来山，职专总督，宫观事务悉属提调，不系布政司在外干办公务官员”。由此可知，明代管理武当山的高级行政官员和主要道官都是皇帝亲自任命的，直接对皇帝负责，任何地方长官不得私自干预。明宣德十年三月以后，皇室又专门派遣宦官提督太和山，其权力又在提调参议之上。明成祖以后，每当新皇帝即位时，都要对武当山的提督太监和提调参议等官员颁降敕书，并重申上述有关规定。由于明皇室长期实行这些政策，所以在明代二百多年里，武当道教始终呈现出兴盛的局面，“宫观伟丽，皆天下所无”(顾璘《游太和山记》，见《古今图书集成》第一九五册，《武当山部》)。而到明代后期武当道士“非耕蚕而衣食者以万计”(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三，《游太和山记》)。这种兴盛局面是当时其它道教名山宫观所无法比拟的。

三、明代武当山的地位及社会影响

唐宋以前，武当山的地位并不十分显赫，“彼夫禅主络绎者七十二，柴望之礼称岳称镇者各五，而兹山固泯泯也”(同上)。即使在道经中，武当山的地位也不稳固，如在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编撰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它被列为七十二福地之一，而在北宋张君房等编写的《云笈七签》卷二七中，它又被排除在“洞天福地”之外。到了元代，官方文告正式称它为“武当福地”，但它在名山中的地位也仅仅是“嵩高之储副，五岳之流辈”。直到永乐后，由于明成祖的崇封，武当山的地位才一跃千丈，“遂超五岳而帝之”(同上)。武当山在明代的重要地位表现在：

第一，明皇室封武当山为“大岳”“玄岳”。使它的地位高于五岳。永乐十五年二月，隆平侯张信同翰林院学士杨荣等奏奉圣旨：“武当山，古名太和山，又名大岳，今名为‘大岳太和山’。”洪熙元年(1425年)二月，明仁宗用香帛、祝文分遣大臣遍祀岳镇、海渎等，特遣礼部左侍郎胡濙祭祀大岳太和山，胡濙说：“今天子述事，升进兹山，同于岳镇”(任自垣《大岳太和山志》卷十三，《大明碑》)。到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明世宗重修武当山宫观，建“治世玄岳”大石牌坊，尊称武当山为“玄岳太和山”，使它的地位明显高于五岳。对此，《明史》虽未记述，但明代文人多有论及，王世贞说：“文皇帝为特赐名曰‘大岳’，至世宗乃复尊称曰‘玄岳’，以冠五岳云”(见前录王著)。他还在诗中写道：“武当万古郁未吐，得吐居然压华嵩”。《大岳志略·序》说：“大岳……雄镇五岳而祀超百代，天下莫加焉”(方升《大岳志略》，该书刻于明嘉靖丙申，即1536年)。徐霞客也说：“余髻年蓄五岳志，而玄岳出五岳之上，慕尤切。”(《徐霞客游记·游太和山日记》)。这些记载反映了明代武当山高于五岳的重要地位。

第二，明代武当道场是“朝廷家庙”，明皇室不仅长期派遣宦官提督本山羽流、香火，且经常遣官致祭、斋送神像、道经等物。从明宣德十年三月到崇祯末年，武当山一直驻有镇守太监，这说明武当山与南京、凤阳、天寿山等皇室要地一样，有着特殊的地位(刘若愚《酌中志·内府职掌纪略》）。明嘉靖年间，提督太监王佐在“乞降明旨存留香钱”的题奏中说：“臣伏思武当香火，为朝廷祝厘之家庙……”“……如此，庶使朝廷家庙香火不废。”(王佐《大岳太和山志》卷三，《圣旨》)。这里所谓“朝廷家庙”是指由朝廷施舍国帑所修建的，专为国家祈福禳灾、祝延圣寿，希望通过修建金箓大醮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朝廷家庙。而“家庙”中供奉的真武自然就成了明皇室的保护神。明仁宗以后，历朝皇帝即位时都要派遣高官到武当山致祭，祭文中多称颂真武神“丕显灵化，佑我邦家”“佑我皇明”等等。此外，明宪宗、孝宗、世宗等皇帝在位时，还经常派遣太监管领黄船并马快船只斋送神像、道经及供器、法器等物给武当山各大宫观，以示对“朝廷家庙”的关注。

第三，武当道教在明代道教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明洪武年，龙虎山、三茅山、阁皂山等道教名山均设有道官衙门，而武当山则未设专门机构，归均州道正司管辖(任自垣《大岳太和山志》卷七)。永乐十一年，明成祖钦选任自垣等为玉虚、紫霄等宫提点，永乐十三年七月，任自垣奏称：“龙虎山、茅山、閤皂山，洪武年间都有印信管领，今武当山天下第一名山，提点有了，未有印。”明成祖让礼部铸印，“著人送去”。明成祖在武当山共设“提点印信衙门七处，不隶在外州县管辖。”由于武当各大宫提点与道录司左右正一级别相同，所以武当山提点可以直接出任道录司右正一，也可以升任太常寺卿。这说明武当道教在明永乐以后成了全国各道派中地位最显赫、势力最庞大的道派，其道士人数之多、宫观规模之大，在明代是绝无仅有的。明代武当山集中了全国的高道焚修，同时又在各大宫观建“钵堂”以接待四方云游道士，这就使武当山变成了明代道教文化的交流中心，成了各地道士定期朝拜的“圣地”。

武当真武神对当时的民间信仰和社会风俗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武当山，明永乐以后民间朝拜真武神的进香活动更加炽盛。早在宋代，民间已有朝拜武当真武神的进香活动，到元代，湖广、河南等地朝山香客更多。明成祖大修武当宫观时，为了招致香客，很注意朝山神路的建造，使“此山有级、有锁、有絙、以待天下人，如入门前路”(谭元春《游玄岳记》，《天下名山游记·湖广》)。以此来宣扬“君权神授”，希望人们来此朝拜，他说：“朝廷创建这宫观，与天下苍生祈福，若有损坏时，许那各处好善肯作福的人都来修理”。这就助长了人们对武当真武神的崇拜，刺激了民众的进香心理。据《山志》记载：“太和振古名山，海内无远无近，罔不赍诚朝礼”（卢重华《大岳太和山志》卷五，《艺文·碑》）。明代谢肇淛说：“均州之太和山，万方士女骈阗辐凑，然多闽、浙、江右、岭、蜀诸人，与元君雄视，无异南北朝矣”。“武当、元君二祠，国家岁籍其香钱，常数万缗，官人之以给诸司俸禄”（谢肇淛《五杂俎》卷五）。武当山至今仍保存着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安徽歙县信士送献的铁制蜡台，以及万历年间山西平阳府绛州在城会首信士、香头等集资铸造的铜铸武当山金顶模型等。由此可知，明代朝武当的民俗信仰非常狂热，武当山已经成为南方各省（包括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等北方省份）民众朝山进香的主要香主。在武当山之外，社会上也兴起了崇奉真武神、大建真武庙的道教信仰风俗。明代刘效祖说：“成祖靖难时，(真武神)阴佑之功居多，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莫不建庙较祀之。”较著名的有北京真武庙、四川云台观、齐云山玄天太素宫等处。永乐以后，官方民间确实掀起一股奉真建庙的迷信风气，弘治年间，浙江省镇守太监重修杭州佑圣观；万历年间，云南巡抚陈用宾在昆明鸣凤山仿武当山金殿式样，用青铜铸了一座真武殿。广西容县有武当宫，明嘉靖年间，由乡耆李文祥、程贤等集众募资，葺修完固；万历初年，又有“会首三十余人，博劝广收，募就多金，于是大兴工役”，建成三层楼阁，名曰“真武阁”。可以说，自明代以来，几乎全国各大名山，各大都市都建有玄帝宫、真武阁真武庙或武当宫等，所谓“览九域之各山奉真武者十之七八，净乐太子之家祠而户祝之”(王概《大岳太和山纪略》卷三)。明成祖大建武当山宫观，进一步扩大了真武神的社会影响，促进了道教走向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进程。